没有Don的第三个春节，我身体中的一部分仍然停摆着。
我的很多东西都还停在二零二三年我们分别的时候。Don知道我不规整，东西总是乱七八糟，就给我设置了谷歌日历。他问我你最近要做的事情有哪些，我说开学，上午九点去参加系里的欢迎会。Don给我记上了这个时间。那天早上，日历上的提示如约弹了出来，我没有打开。后来几次电脑死机，Don给我钉在首页的日历也跟着消失了，我就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个日历。我心里莫名想着，等他来了我再开始用。我也想着，二三年九月份的这个设置，好像是我想把他留住的一种方式。在这个日历上，只有他的影子，只有他为我设置好的唯一一个提示，没有任何新的事物去覆盖它，让它变成上百个标记中的一个。我想下一次打开，还是会是我们团聚的时候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但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才会打开。
我总是有一些固执而奇怪的坚持。除了日历，还有我的洗漱台。当时我搬到这个房间，是抱着Don和两只猫咪会在不久后到来的念头，所以我选择了面积将近三十平、本就是给两个人住的主卧。这里有一张King Size的床，有一个储物间，洗手间处还有两个洗手台。我一来，就把靠窗户的洗手台塞满；我想着先塞满，等Don来了再慢慢把里面的杂物收起来，打扫干净。我想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内心一定会充满感触，因为终于在久久的等待之后，能够清理这些时日积攒下来的灰尘。可是两年来，还是只有我在用这个洗手台，而左手边的池子依旧没能清出来。
还有什么呢。我的书，也是在进到这个房间后就永远地摆放在了那里。我的猫头帆布袋，里面装着的东西，我洗手间柜子里的一些杂物，Don的父亲给我们买的冲牙器，药品，黑猫杯等等，它们的日期都印在了2023年。我无意去摆弄，我想等着Don来了，让他把这些本身并没有太多意义的物件重新接回时间里。我不想打破。
如果人生是一棵树，那我在这里独自生活的日子就像是从树干长出来的一根枝桠。它存在着，但总会有尽头，也总是一种在半途中长出来的分枝。于我而言，我与Don一起的日子才是能够刻上年轮的树干。我想等我们共同回到主干后，再带上这些停在过往时间里的物件一起生长。在安大略湖和多伦多一起生长，毫无保留地疯长。
不得不说，大湖畔的这座城市，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冬天很长，但总有两三个月，空旷的地面和草坪上都是厚厚的白色积雪。那是一望无际、偶有孤独树木的白色。大人、孩子与狗会在这样空旷的地方玩耍，天与地的颜色经常是一样的白，因此我总有一种自己生活在玻璃之境的错觉。冷空气很凛冽，闻一闻就能将脑中的灰尘扫除，在这里，身体会不断被寒冷洗涤。很多次我坐着地铁路过快活山覆盖着白雪和大树的草坡，看着阳光安静而细碎地打到雪地上，都会想象与Don在这里一起打滚的场面。想他，想他，想象他在身边。
很多次我会想，如果他能在我身边就好了。不仅是在冬天。还有春日傍晚宝蓝色夜空把路边染透的时候，夏夜的凉风拍打着小腿的时候，在荒芜的公路上跑步的时候。Don不在，我对我周身的一切都在有所保留地喜欢。比如说，我就心甘情愿地错过了两年半的安大略湖和遍地树林子的大公园。在巴黎时，我们都会紧跟着塞纳河和住宅区附近公园的四季。
Don和我都喜欢水，喜欢树木。准确地说，他比我更偏爱水与树。很多时候都是他主动拉我去，后来我也养成了时常去看看水、看看树的习惯。可这毕竟是他先有的。就像当初是我先爱喝咖啡，他被我影响，现在也爱上了喝咖啡一样。他每次喝咖啡都会想我，所以也不会很积极地去喝。类似地，我也不会很主动地去看水，看树，因为我会过于想他，想到我们在一起那些被水和树拼凑起来的时刻。
我现在也生活在水边。我想他会非常喜欢我身旁的安大略湖，就如同他非常喜欢地中海。他在马赛生活过一年半，那时会经常给我分享那里混着草木味道的海风，还有大海的色泽。安大略湖是我见过最像法国南部地中海的湖泊，它的湖面时常是渐变的：最外围是淡蓝色的海水，跟着天际线再慢慢变得越来越深邃，最终在尽头处，就是非常静谧的蔚蓝色。要知道，欧洲南部与非洲北部的地中海，并不是这个令人心醉神迷的蓝，它们往往会在更热烈的阳光与更干旱的气候作用下，显得略微暗沉。我甚至因为安大略湖与蔚蓝海岸地中海色泽的相似，而更加爱上多伦多，好似我离曾经的他更近了一些，而那时我们还未相遇。
我和Don曾经几次在地中海边散步，那时我们刚在一起。我想我如此炙热地爱着地中海的蓝色，一定也是因为我们的爱情曾经在这里烂漫地生长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两个内陆孩子的相恋，会有海水这样陌生而宏大的礼遇。
虽说安大略湖与地中海很相似，却又不尽相同。它也是宝蓝色的，看到这样的湖面，我会以为自己跨越大西洋去到了蔚蓝海岸，重回到了我们的青春时刻：Don在海风中凌乱的发丝，他看着我的温柔眼神，他时刻都会翘起来的嘴角，清瘦的他走在沙子上的背影，他坐在岩石边，拉住我的手。可安大略湖更沉静，岸边是成群的鹅卵石，湖水与石头交缠的时候，就变成了溪流的色泽。天气暖和时总有人在石滩上散步或者晒太阳，有的地方也有沙滩。湖边的风没有咸湿的味道，你望着它，心里总归是知道它有边际。
说起来，我说我喜欢安大略湖，其实也只去过两次，还都是在刚来的那一年的秋天与春天。我十分喜欢五月的安大略湖，会让人忘记身处何处，只剩下蔚蓝色的、如磨砂缎面的湖面在流淌，偶有白帆和海鸥慢悠悠经过。那时我疯狂地想念Don，看到湖边半岛上的杂草，白色泥沙砌出的小路，热到刺痛的白色阳光混着虫鸣，确实是疯狂地想念他，于是后来再也没有敢去。Don不在我身边。这一片湖面聚合着我与他的喜爱，与我的念想。我再也没去过，只是在地图上标记着要去的沿湖的地方。那是通往未来时空的标记。
刚来多伦多的时候，我还怀有着在巴黎时期对城市的探索欲。那个时候以为Don会很快到来，即使不知道准确的时间，也总觉得是不远的将来、几个月后。我一边想着与他一起去哪里、做什么事情，一边自己在街上和公园里走走，和新认识的同学们一起参加本地的活动，去酒吧，看冰球比赛，看演出，去灯箱影院看电影，标记很多咖啡馆，再一个一个去。第一年，我维持着和在巴黎一样四处看看的习惯。脑子里想着Don来了我们要去哪里，一个人的时间是短暂的，我们总是要再回归二人相依相伴的日子，然后再带他去我这几个月去过的地方。除了电影院和户外冷飕飕的活动，其他地方大概都是他比我要更喜欢的。而我去那些地方，总是免不了带着他的视角。那时Don正独自在巴黎郊区潮湿的老房子里写代码，等签证。他有他自己的战役要打，不知道何时会结束，我们的内心都处于从未有过的动荡。
选择到英语国家，是我觉得Don会喜欢。选择到北美，也是我觉得Don会喜欢。选择来加拿大，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决定。这个地方很特别，适合我们俩：英语、法语、北美、移民，所有元素都满足了。我待着不会觉得不适应，因为法语是我的第二语言，这里有法语的一席之地；他待着自然更不会不适应，他能熟练运用英语和法语，他喜欢的流行文化都能在多伦多找到。
刚去的第一年，我看到了平克弗洛伊德、碎南瓜、Foo Fighters和Slowdive的演出信息。我翻看这些乐队，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多伦多演出。我对他说，你来了我们一起看。第二年，我看到了Megadeth的演出，指环王的交响乐演出，还有Lamp乐队。我看了看，似乎指环王也经常有。我和他说，等你来了我们一起看。我觉得Don会在第三年的秋天到多伦多，于是擅自买了两张Lamp演唱会的门票。我想我们两个会一起去的，坐在山顶的位置，听我们在巴黎时常放的歌。他们有一首歌叫《恋人》，每次我一听，我们俩一听，我的心里都能泛起来浪潮一般的温柔，我会想象，也许是在镰仓的夏天，被阳光磨白后的水洗牛仔蓝色的海面，我们两人就沿海散步。后来这两张票转出去了，我也没有去。第三年，我看到了AC/DC的演唱会。我不知道他们还会开几次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以后的几年都有。我没有再和Don提议“等你来了我们一起看”，而是同他说，我自己去看，给你录视频。可转念一想，一个人去AC/DC的演唱会是多寂寞的事情啊，特别是每次听他们，都是通过Don的红色小音响。他去哪都会带着它，这个音响还是我们刚在一起的那年夏天买的。我只去了一次日本钉鞋乐队的现场，他没有听过，我也没有听过，同行的人是我们系的博士后。她和我说她不明白摇滚怎么能用这么可爱的声音唱出来。我说我也不明白。那时我突然就疯狂想念Don。
我也不敢进书店，不太敢花时间逛书店。为数不多的几次，也是第一年还充满着Don很快要来的希望的时候。Don也比我爱逛书店，比我爱看书。我喜欢的事情他做得都比我极致，可能是因为他本身自制力极强，更喜欢也更爱做信息密度较大的事情。看书就是其中一项。我喜欢和他一起逛书店，因为我们俩都会不厌其烦地贴着一个又一个架子慢慢看。我可以丢下他，他可以丢下我，只是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好了。同时，我们又能迅速聚合在一起，盯着一本书翻来翻去。就算只有一方感兴趣，我们也能知道对方的兴趣点在哪，然后耐心地听对方讲解。
我和他逛过法国的书店，中国的书店，很多家书店。其实都记不得我们翻过多少书，但是总能罗列出来书店的名字。还有就是他在面对书籍时的背影和侧脸，我很喜欢。他本身就有一双灵动的眼睛，看着书的时候眼珠子便滴溜溜地转。他的背影看上去总是沉静，当书架做他的背景墙时，却又多了几分深邃。看着他的侧脸，就知道他已经完全被吸入到纸页和文字之中，他正在在迅速地获取四面八方来的信息。对一个文字工作者来说，这是一种莫大的慰藉。说实在的，我确实很欣赏他对待知识的敬畏，还有面对书籍时那种立刻静下来仔细体味的纯粹。他就像个天使。尤其是在看书的时候。
Don总和我说，以后我们要去一个书店里有中文书也有英文书的地方。还有法语书。为此他特意考虑了新加坡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在2022年的盛夏，还是决定了去加拿大。作为双语国家，以及华人移民众多的地方，或许我们可以看三语书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在多伦多华人区有一个很大的中文书城；法语书可以在线上随时买到，从魁北克发货，和法国的价格差不多；英文书更是到处都是。在这里看书还算方便。
多伦多的书店都是英文书，是他除却中文外最熟悉的语言。Don很早就开始看英文书了。我只是在第一年去了三次书店。一次是刚来的时候想给Don分享一下这里的书店，一次是想去买文创，还有一次是在里面等人。就三次，没有太用心逛过。还有一家连锁的二手书店，我更是从没进去过。单是看门口的书架和书店的牌面，我就知道Don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里，一定会想每周末都走路到这家二手书店去逛逛，可能会花好几个小时，去欣赏书封、纸页的厚薄与泛黄程度，和我清点说他有多少书没看过，他一直想看什么，然后再挑几本放在他满是屏幕的书桌上，累了就晒着太阳看一看。他灵巧而沉静的眼神会在那些旧书上做标记。那个时刻，我大概没什么耐性好好看书，只想去捕捉他的眼神了。我想总有机会的，我们会一同去旧书店，我看他，他看书。再一起去旧书店旁的咖啡馆坐着喝咖啡晒太阳，还是，我看他，他看书。
我也收藏了几家CD店。据说店主几十年的藏品都在这儿了。他年轻时经历的时期，是Don最喜欢的音乐时期。他的珍藏必定也会是Don十分喜爱的东西。我标记了这一家店，在多伦多城中心的女王西街上。这条街上的人们很是靓丽，还带有英语地区的随性感，像是电影里的角色。我想这是Don会喜欢的风格，认真而随意，复古又有一直在向上的感觉，是他常说的“又新又旧”。我们总会在这条街上闲逛，去那家CD店。我想他会多么开心啊，一定像老鼠掉入米缸一样。
第一年我去了不少地方。除了我们惯常会去的文化场所，我还会一个人徒步，在树林河谷区走一个小时，还在秋天去看了枫叶。我带着我们在巴黎时四处探索的习惯，也带着我们两个人的使命。说到底，选择北美的英语地区，从根本上是因为Don对这里的文化的熟悉和喜爱。自然，我也想离开法国，离开古老的欧洲，来这一片新大陆看看。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。我想让他在这里盛放，我想让他快乐，想让他在他感到舒服的文化沃土里开心自在地打滚，而我跟着他打滚就已经非常快乐了。我在哪里都可以。只要那个地方可以让我安静地、没有杂念地写作，可以快乐地不受太多精神制约地写作。我也喜欢下雪和冷的地方，喜欢英语地区的简单和效率。
显然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我们。而第二年开始，我就不再去探索。
我知道Don的到来变成了一个无法用理性去推测的未知数。我甚至悲观地想着，也许等我毕业那天他都无法来到我身边，也许我要独自一人在漫长的冬季写完我的博士论文了。我需要振作，需要先将我们两人去哪里做什么这样美丽的事情搁置在一旁，我需要独自去面对所有困难的事情。我将我的情感与高纬度的冬季融合，让它们被雪花和零度的天气冰冻起来。
我在巴黎的习惯渐渐被理性磨去。我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人；去书店，去咖啡馆，散步，晒太阳都会让我不停地想起来Don，想念Don。我的感性总会不停蔓延开来，让我无法做自己的事情。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先刻在他的基因里，再刻在关于我们的基因里。我的撕裂感让我恨不得立马放下安大略湖的纯净去找他，恨不得立马打破我们已经撑下来许多个艰难时刻的坚持。
可我应该为我的选择负责，为我们的选择负责。我留在了安大略湖畔。我开辟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习惯。我经常在零下十度的户外慢跑。一出家门向右拐就是一条人不多又很好跑的小路，按着这条路一直向西跑，可以跑到机场，跑去巴黎。我一般来回跑五到八公里，冷空气会吹散我的软弱，吹起我的意志力，让我的精神镇静下来。我会一个人去逛超市，琢磨货架上的商品，像他在书店一样认真。这是Don最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每次我喊他陪我去超市，他都站在我旁边刷手机，在我背后小声嘟囔着什么时候走，怎么还不走。我让他闭嘴，然后他就甜甜地笑一下，乖乖跟着我继续刷手机。出了超市，他就开心地问我要做什么好吃的。我会一个人去吃很辣的食物，吃完在座位上发呆，然后在街上酒足饭饱地带着微醺感散步。这也是Don不喜欢的。他不喜欢在外吃饭来回一下子就花三个小时，也不喜欢被食物塞满的沉甸甸的感觉。每次去餐馆吃完饭，我想多走一会儿，想买个奶茶、买个咖啡，他总会焦急地要回家做事情，觉得浪费了时间。这时候我会拽着他陪我走一段，我们再选一个中间的站点坐地铁回去。不过慢慢地他会主动要求买咖啡，和我抢着喝我的冰拿铁。我问他好喝吗，他总会回不好喝。我可以一个人用大屏幕自如地写作，可以尽情拖延犯懒，买不同的饮料而不被絮叨。我想这是独居的自由，在我们分隔的日子里，这是唯一的好处。
我也会厌烦我一个人的生活。当欲望在不太过克制地倾泻而出，时间在无所事事中虚度，头脑中没有费力的思索，生活没有困难的事情的时候，我都会感到厌烦，对我自己，对所有存在着的一切。而Don那种质朴、克制、沉思的，总是在做困难的事情、不断去突破、跟随内心而不被外界所扰的样子，就是我想要实现却难以完全实现的。这些都是我长久以来所追寻的。所以与他相处时，我就像在照镜子，照出来我理想中的自己，再慢慢变成我更喜欢的样子。虽然很辛苦，也伴随着不间断的自我批判，但是我会不寻常地对自己心生一丝喜爱。而我单独一人生活时，我时常会厌恶自己的习性，我有时会变成我讨厌的、却又本身固有的样子。幸运的是，与Don恋爱久了，我的内在被磨砺得有了更多的意志力，于是便更倾向于去自动矫正那让我厌恶的一部分。Don说过，“只要你想，你就会变成你想要成为的样子。”
可以承认的是，大部分独处的时间我都是无聊的，也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有秩序。我与Don不再是一个共同体，却分别变成了各自眼中的对方的模样。我变得更为自律和踏实，他变得更想要点生活感，待人接物也平和了不少。这样的化学反应，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
只是我还是时常会情感泛滥，而跑步、独自完成艰难的事情，都是需要足够的理性去应对。在这样的冲突之下，我总是要让自己招架得住才行。比如说，看着外面阴冷的天气，我的意志力通常会陡然下降，惦记着室内如春的温暖，再在心里劝自己不如明天再去。可是行动上告诉我，不要想那么多，立即换上运动服、跑鞋，直接出去，像一头牛一样朝着前方奔出去。于是我就这么做了。我招架得住。冷空气随之会吹散我的感性，吹散我的惰性。如此很多个循环，我奇迹般地养成了跑步的习惯，但是心里依然满是Don，是他在对抗着自己的欲望，用意志力驱动他的坚持。我也是。我想着他，变成了他。
写论文和教书对我来说是不同方面的艰难。论文，正如我的一位老师所说，是“un défi intellectuel”，即“智力上的挑战”。正因为写论文时的挑战是智力上的，才更让人畏惧与心情复杂。没有谁愿意大方承认自己智力上的不足，承认自己在思维上的短板，而即使直接承认，也是带着一丝无奈、不甘与没有办法。书写的过程是逻辑与思想火花的碰撞和组合，这个过程中我会有撕裂后破茧的痛感，而真正完成的时候，又会觉得成就非凡。写论文所追寻的，也许就是在长期的痛苦与自我折磨下，终于完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创造，而这之后所能看到的那一丝独属于自己的快慰。可是我真的很惧怕。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我的蠢笨、我的迟钝、我的贫瘠，我与我所研究的作者、与我的同僚之间的参差，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折叠的世界。我得招架住。
以前与Don相处时，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就是习以为常的困难，以及习以为常的自如。我不敢开始，他会鼓励我开始，他陪伴我开始。他很自然地就能解开我的心结，鼓励我，告诉我这没什么，带我去大自然里，抚摸我，拥抱我，并陪我走完全程。而现在我一个人了。没有他，我该如何面对如此自卑的、我最惧怕面对的“智力的挑战”？我原以为自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自贬与批评中被击得体无完肤。可是并没有。我去跑步，我也去用意志力抵抗欲望，我去学着不计较不存在的小事情，我去学着只看我自己和我的心，学着不去过度思考，然后落在自己想法的牢笼之中。就像Don一样。这些习惯的培养，让我可以没有磕绊地完成一篇论文，也让我在教课的时候不去那么纠结于我的错误，与我到底配不配成为教书的人。人总是要面对世界的，总是要独自面对世界的。对于敏感的人来说，也总是要学着只是做到简单地完成，而不去将手头之事内化为对自我的纠结，学会给自己建造一堵让情感得以麻痹的外墙。
我努力让自己走向理性的那一头，去规避充沛的情感带来的无谓的精神消耗。我将自己想象成寒冷空气中的一粒雪花。我招架得住。
在我们认识以来，Don让我发现我不是笨蛋，我是值得被人喜欢的，我是可以做成事情的，而不仅仅是一个被人可怜的弱者。Don夸赞我，鼓励我，给我认可，我的每个我嫌弃的部分他都会肯定，并且还说得很让我信服。他尊重我，欣赏我。在他这里，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孩子。
在我们的分隔中，他又不断鼓舞我。虽然他独居的日子已经很难，却让我发现了一部分长久隐藏的自我——更独立、更不屈，也更能为自己负责，也有自我能动性的样貌。这是我觉得我长期以来都匮乏的东西，没想到它们在我与Don的日渐相处中却渐渐发了芽。
可有趣的是，Don作为我情感中最柔软的那部分，可以说是我感性的结晶，却一直在蔓延和生长。即使我的身体里已经容纳了三个漫长的冬天，也无法冻住这份柔软与感性。最终，我的一部分感性还是从我精心计划出的理性中冲了出来，战胜了严寒。最终，在这一份严寒中，我的心思却变得非常柔软。很多的情感在我的体内发了芽，我更加渴望去记录和书写：关于我们的爱情，关于他，我的童年，父辈，遗憾，羞耻。似乎很多东西都会在这个漫长的冬季苏醒过来，又在夏季沉沉睡去。那是我无法用理性去抵抗的东西，那是我即使用很多理性，最终还是会辗转出来的情感。
然后，我就不再害怕一个人了。
这时我意识到，我拥有着一份很大很大的爱情。是漫长的等待也无法阻隔的，是用尽全力的理性也无法压制的，是淡漠无聊的日常也无法消磨的，是备受动荡与孤独的击打也依然挺立的，是一种何时何地何种心态都会指向的、自主的选择。
日子在渐渐过去。在我独居的第三年，“固执地避开这些我会非常喜爱，而他一定会比我更加喜爱的东西”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这个习惯往往会伴随着心里的一种刺痛感和厌恶感。只要不是与Don一起，我看过的风景他不能看，我心里都不舒服。只要是和别人一起看到了他看不到的风景，我都会心里很是厌恶。眼前的这个偌大的世界，我也只想同他一起看。我想要对我们生命来说最新鲜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彼此的亲历者。哪怕是我自己去，与别人去，我都想那只是我已经和Don完成了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游览。不过这也有问题，因为每次我自己或者和别人一起做我们做过的事情，去我们去过的地方，那些与Don的记忆都会率先占领我的大脑，我也会异常想念他。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们异地生活的时候，哪怕是每日都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会。
这是病态的。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爱情呢？
人的身体会倾向于选择自己舒服的东西。舒服惯了，再去做点不舒服的，自然会想那个特别舒服的东西。一个人有了一万元的生活费，当他回到只有三千，甚至八千元的时候，都会觉得不舒服，会时常想起来一万元的时候是多么逍遥自在。一个人在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，再看其他小说，就总是会想起看陀氏小说时内心的澎湃。
我与Don的相恋相处对我来说，就是这个极其舒服的东西。是不管与谁相处，再要好、再舒适的人与物，都会让我不时思念与Don一起的时间。那样的舒适，是可以以“每分每秒都舍不得流逝、都想慢一点走”去计算的。
有人说爱情是一种简单的激情，这也是成立的。在琐碎的日常与相处中，还能维持简单的激情，就已经是爱情的一种伟大胜利。因为大多数爱情总会消弭在柴米油盐与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，却不会在波澜壮阔的挑战中消失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我认为在我与Don的爱情中，最重要的不止是激情，还有两个对自由与自主无尽向往的人的自我管辖。我们都执着于对自己的人生有绝对的自主选择权，我们对人类与世界的思索总是悲观的，我们无所谓又自生自灭地活着，没什么事情能让我们真的上心，我们总是活在别处，总是习惯用理性去压制自我的情感。可是我们遇到了彼此，这一切就改变了。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用自由意志选择了一种与彼此共生的人生，而“在一起”这一思想上的自我管辖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新的自由。我们的理性也派不上用场，就像没有任何一个缜密的推导能阻止天象与地理学的变化一样。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之下，都无所谓了。
我想如果用一个文学人物来做比喻的话，就是《罪与罚》中的索尼娅。我们都是彼此的“索尼娅”。或者说，其实这仅仅只是一种自然现象。
就像Don最开始和我说，也反复说的，“你是我的生命之光。”
在我们订婚的那天，我和Don的眼睛都红红的。
前一天我们俩去城墙跑了十四公里，跑完后两人就在南门附近的街上走着，互相嘲笑对方。我想挽着他的胳膊，我想在西安有点热的午后牵着他的手。他说不要，粘。确实，我们的毛孔还带着城墙上的烈日和尘土，而这些都逐渐被汗液覆盖住了。我们看到了左手边的Tim Hortons。据说这是加拿大国民咖啡，我说那我们就去里面喝一杯冰拿铁吧。Don被我拽进去，他又说里面太冷了，刚出过汗怎么能在空调这么足的地方喝冰咖啡。于是我们俩就坐在这家咖啡店的露台上分了一杯冰拿铁，总算给我和他红扑扑的脸降了降温。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在订婚前一天跑完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四公里。还是环绕着城墙。还是环绕着Don与他的父亲从小到大幻想的、熟悉的、憧憬的城墙。对于陕西人来说，城墙就是这个世界的终点，也是最为流动与灿烂的地方。我们一前一后踩着这上面的砖块，一个脚步一个脚步地去丈量他最喜爱的城市的核心地带。东西南北门，Don带着我和他的过去问好，带着我与他更为广袤的源头问好。
我当时只是想在烈日当头之前结束这个里程。阳光越来越刺眼，我的目光只剩下一节一节的砖块，已经忘记了我们明天就要订婚了，也不知道Don跑到了哪里、是不是已经跑完了。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等我。在我结束的地点，我一定能看到他，以那种看似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、漫不经心的目光看向我。
那天夜里，订婚前夜，我们从家里骑自行车到了订婚的酒店布置会场。夜里的风凉爽和煦。那是在曲江，我们会路过大唐不夜城明明暗暗的灯光，也会穿梭好几个青草气息旺盛的公园，水汽不时扑面而来。我看着Don在昏黄却不失明亮的路灯下骑着车，看着他的发丝和十分有力的背影，那一刻以为我们在十七岁。很多个时候，和他在一起，我都会有一种——嗯，我好像重新把我活过的岁数又活了一遍的感觉。我的童年并不开心，青少年时期也很抑郁，在二十四岁遇到他之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人生浑浑噩噩，我不珍惜自己的命，生命也不善待我。他是那个让我觉得我过去的年岁好像又能被覆盖、重新来一遍的人。唯一的人。他懂我孩子气的眼泪，我过于旺盛的少年心气，我的愤怒和与世难融的理想主义，我的笨拙和不聪明，我的坏。一切在我看来，或者在这个社会规则看来不合时宜的心绪，在他那里，都是“可爱”。他爱我的这一面。也许正如我爱他的那些地方。这些弱不禁风的地方，才正是组成我们俩的地方，才是让我们两个在遇到对方的那一天就磁场共振的地方。弱不禁风，是多么好的词啊，意味着孱弱，萧条，孤独。但是我们却对对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质疯狂着迷，又能顺着这些特质，找到它们的正面，让我们变得更像个健康的人类。
我和Don是什么呢。是一个太习惯赤裸的孩子，终于也遇到了另一个太习惯赤裸的孩子。在这之前，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。在这之后，他们只有他们自己。
至此，我似乎更理解了《人间失格》。但是失格与失格拼凑在一起，就不再是失格了。
订婚前夜我与他在西安和煦的夏夜晚风里骑着自行车，心里满是平静。我问他，你准备订婚致辞了吗？他说这个还需要准备吗，不准备，直接说。于是一个人嘻嘻笑着骑到前面去，风又吹皱了他的发梢。他又骑回来。骑车的时候，他始终都会在我身后。然后我们两人一起在酒店的大厅吹气球、做布置，一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。
第二天，订婚当天，我忘记我们两人谁先发言的。只记得我边哭边说，看上去很是狼狈。而到Don说的时候，他慢悠悠地从牛仔裤兜里拽出来他的手机，慢悠悠地解锁手机屏幕，再慢悠悠地看了一眼，就开始出口成章，一下子说了三十分钟。我等着他说爱我，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。但是他没有。开头他引用了法国哲学家，接着又变着花样赞美我。在他的眼中，我似乎是神仙一般的人物。三年过去了，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心里的一个念头：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他会说的东西。他知道我多么需要被夸赞，也知道我多么需要让人知道我值得被夸赞。这比直接说爱我更让我开心。
致辞完毕后，我的心里就生出了一种苦涩。如果以三年前为中心去定位的话，我与Don已经实打实地一起生活了四年。我们两人大多数时候都在家，一周见不到彼此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个下午。可是当时我站在订婚宴上，看着粉色的爱心气球漂来漂去，那时我们正一同切着蛋糕，我的心里顿时就生出了一种苦涩：不知道我与Don什么时候会再重逢，会再在一起过以前那种形影不离的日子。我眼前的假睫毛突然变得很重，还有点遮住了视线。
切完蛋糕，宾客们掌声雷动，我与Don和我们各自的父母都抱在一起，我们终于组成了一个小的家庭。一个月之后我就要出发去加拿大。我是如此期待着Don的签证可以下来，同我一起出发，去迎接我们共同的新生活。可是我内心总是没来由地烦恼，在想是不是上天已经悄悄告诉了我答案。于是我和Don和我们的家人们抱在一起时，我的泪水更是掩不住地往下涌。Don拿出纸巾，帮我轻轻擦掉眼泪，假睫毛被他不小心扯了下来。他一脸抱歉又害羞地挠头，又把我逗笑了。
其实在23年6月30日，我与Don最后一晚躺在我们在13区住了两年的公寓的床上时，我就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那是凌晨两点，我们把两年来的大小物件都收拾了起来，房间也打扫干净了。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看着窗户外黑漆漆的天。两只猫咪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，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整个房间窜来窜去，跳到床上再飞速冲出客厅，互相扑咬。我的肚子上有Nana的爪印，Don的腿上卧着正在舔毛的Nico。
Don说睡吧，不早了，两点了。
我说睡吧。闭上眼睛，把被角压实，平躺着，努力扮演入睡的样子。我闭上眼睛，可还是能感受到深夜的天光，和旁边也在同我一样努力入睡却身体不够放松的Don。整个房间异常寂静，连灰尘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到。我们两个人的呼吸也变得小心，生怕打扰到这份静谧。换成平时，Don一定会先笑出声，说怎么这么安静，说我怎么不说话了。
为了能够入睡，我尝试把自己丢进繁杂的记忆时空里，开始回忆在这个公寓里琐碎的很多小事。
在搬进这间公寓前，我们已经换过两次房子，都不太满意。巴黎的老房子潮湿，新房子很多时候又太拥挤，这间房是我们找了又找，一眼就相中的。大概就像我们的爱情，一眼就相中。在与众多人竞争之后，房东最终挑选了我们，也是因为Don的PhD身份的加成吧。然后在这里，Don完成了他的博士，我完成了我的硕士。我们都读了很多书，熬了很多夜，写了很多论文，也看了很多部电影。我们在这里决定去环勃朗峰徒步，我在这里坚持减肥减掉了三十斤。那面墙挂过Don设计的海报，另一面墙边是我们养的小榕树。两只猫咪也是在这里养大的。我们在这里招待了形形色色的朋友，他们留宿过，吃过饭。这里不仅存放着我们的爱情与友情，也存放着他人的爱情与友情，还有对于居无定所的留学生们来说最缺乏的温情。
它的位置也很好。楼下有好几个小公园，餐馆，超市林立。每当我们从家里走出去，都能感觉到非凡的热闹。我和Don都很喜欢这种烟火气，这是我们身上所缺乏的。我们去打新冠疫苗，回来后两个人都瘫在椅子上。Don像个刚经受伤残但是努力站起来的战士一样，走到我身旁，把我拽起来，说，走，咱们去楼下买吃的，要吃蛋白质才能抵抗病毒。我们买了两个盒饭。就是这一幕，不知为什么，在那个时候突然就很清晰地流入了我的大脑。
大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两只猫不再打架，Nico也发出了酣睡的声音。
Don说，我睡不着。转过身来，抱住我。他左手刚放在我的肩膀上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和鼻子一起酸痛，然后这种感觉堵着鼻腔，让眼泪一股脑儿地流了出来，止不住地流。
夜色寂静，我趁着眼泪还没有淌到他手上的时候，赶快也转了个身，把脸埋在枕巾上蹭了蹭。然后我又转回到他那边，也抱住了他。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就只是感受着他的皮肤，他有力的胳膊，刚洗过的非常干爽的头发。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在飞机上，再回来巴黎，这个房间就不在了。此时此刻是我躺在这里的倒计时。我的脑子乱糟糟的，又因为心绪太过杂乱，反而什么都想不到，也想不过来了，感官变得只能聚焦在皮肤能触碰到的东西。
我又继续说到睡吧，Don像个孩子一样拽住我的手。
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在我以为他已经睡着的时候，他把我的胳膊又紧紧抱住，先是一声抽泣，接着又放声大哭了起来。他说这是我们在这儿一起住的最后一晚上了，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住在一起呢。一贯乐观又克制的他忍不住地呜咽着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我精心策划的所有冷静都功亏一篑了。他抽泣着，身体在颤抖，他的发丝黏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终于也可以不用再忍耐，眼泪顺着流到了他的脸颊。我们俩就这么一边哭一边喘。那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一片漆黑的大海，好像我们俩在暴风雨下的船只里漂浮，风停雨落后，眼前仍旧是漆黑的汪洋。那个时候我的眼前，就是一片漆黑的汪洋。我也很迷茫，迷茫到又再一次把他抓得更紧了一点。
我们确实自那天晚上起，就被分隔在了大西洋的两岸。这是被阻隔的第三年，还不知何时会真正像在巴黎十三区时那样重逢，组建两个人稳定的小住所，不再患得患失，不再去担心明天的别离。
我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偶尔想起来那天夜晚的黑色汪洋，订婚宴上心头溢出的莫名苦涩。我还在坚持着很多物件的陈设，我选择站在时间的某一点原地不动。静止也是抵抗我们分隔的方式。这些我都没有和Don说起来过。
我是个钉子户，是在众多大楼中夹着的一个破破烂烂的瓦房。但是你看到它，就知道它属于过去，却又在现在小心地、选择性地残存。
在昆德拉的《笑忘录》里，其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《母亲》。在俄国的坦克开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时，所有人都慌乱了，被战争带着团团转，失去了方向。只有母亲依然过着坦克开来前的生活，照惯例稳定地日常起居，还担心她庭院里的梨子树有没有成熟。别人说妈妈战争来了，妈妈依然只是在担心梨子。
梨子比坦克要永恒，昆德拉在书中这么写。
我以前觉得昆德拉是想说，梨子作为一种自然的事物，每一年都会丰收，而坦克只是暂时出现的。母亲经历了几场战争，已经看开了这些事情的影响，反而更专注于日常的吃食与自然。昆德拉也许是在用对比去赞美母亲的心境，不被侵略者的行动所操控，赞美她是更有力的抵抗侵略者的形象。
读到现在，我才更理解母亲。母亲并不是勇敢，她只是选择了原地不动，去尽可能地保留她认同的人生的主干。母亲维持的就是俄国入侵前那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秩序，而我维持的，就是到达新大陆后，Don以及我与Don这个整体，对我的新世界的主权。
我们都在新旧更换之时，让小物件填满生活，好把自己留住。
那么我想我会一直这样静止下去吧，一直静止下去，直到他来。
